伯伯王震的家书

作者:王井         来源: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    时间:2019-07-12 18:19    浏览: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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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震夫妇

 

小气与大方

 

  1952年10月,一封来自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信,飞到浏阳县我叔叔王余美手中。
  美弟:
  妈妈回去住,我负责砌两间房子,也不能靠我占便宜,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,要我拿钱回家砌房子,新疆人民会斗争我。你定要我拿钱,我写信给农会,发动农民斗争你!
  把分来的田地种好,按照政策的规定缴纳农业税。
  此复望谅
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王震
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九五二年十月
  这是伯伯王震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封家信,也是教育亲属不要搞特殊化的一封警告信。接到此信,我的叔叔余美和父亲余连都不太高兴,他们原来希望伯伯多寄些钱,建造一栋比较像样的王家大屋,以便使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董奇谱老人安享晚年。
  可如今这希望成了泡影。难道是伯伯“薄情寡义”吗?不!就在美叔收信后不久,伯伯寄来1000元。他没有寄给家里而是直接寄到区委,不是给家里偿还建房的旧债,而是给回了家乡的老母作生活费。伯伯在给区委的信中写道:“余数交公,不给亲属。”
  是不是伯伯“小气”呢?不!有时,他却大方得很呢!五十年代,为了改变家乡的耕作技术,推广新式耕作家具,伯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了多种农业机械、马车以及马若干匹,交给了家乡。
  1963年,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,开发杨梅岭林场,伯伯又将国家发给他的4000多元工资和部分实物献给了家乡。1956年,伯伯再一次将大儿子的转业费及工资寄回家乡,作为发展植桑养蚕的生产基金。
  伯伯在1965年11月20日的信中写道:“我是马战大队出身的老红军战士,同我一起参加红军、游击队的同志,有很多已光荣牺牲了,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及我四叔。烈士家属要自觉,要继承烈士的革命精神,不应该自私。由于党和国家多年来分配我作农垦工作,所以我对你们的农业生产和垦植荒山有些经验。我所得工资不要抚育子女,故尽可能节约一点钱,特别是过去购买的公债,现在政府逐年偿还,我都用来支援生产大队开垦杨梅岭。”


处罚“美先生”

几十年来,伯伯王震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疾苦,他把对家乡和老区人民的深情挚爱,毫无保留地倾注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。然而伯伯对我父亲、叔叔、姑妈的严格要求,始终没有放松过。
  1963年秋,伯伯事先没有通知县委,同作家周立波、农艺师等数人回到了家乡浏阳北盛。车子直接开到区委院子里,区委书记周名胜急忙迎上来。伯伯下车后第一句话就说:“我要召集大家开会,你马上通知区、社、队干部,一定要请来一些社员代表参加。”没过多久,区、社、队的干部和部分社员代表,总共百把人,就都坐在区委的会议室里了。
  伯伯在主席台坐定,高声宣布:“开会!”这几年伯伯因病回过家乡几次,也开过不少干部和群众的座谈会,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——只差一个被告站在前面,活像是“五堂会审”。干部和社员代表都惴惴不安,心里打着小鼓,都被这位“雷震子将军”给镇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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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五十年代王震夫妇与母亲、儿子、儿媳及战士的合影。前排右一王震夫人王季青,右二王震,右三王震母亲,右四王震大儿媳。
  果然,没有开场白,没有客套话,伯伯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今天召集开会,主要是我家里的问题。马战大队是不是有一位美先生?”有个上了年纪的社员站起来,仗着自己年长,大胆地解释:“解放以后,我们农民翻了身,互相之间都称先生,不单是对余美兄弟一个人。”伯伯缓和地对这位老人讲:“您老人家请坐下,不要瞒我,您老是看着我的情面,包庇王余美,是不是啊!”伯伯未等老人答话,就接着讲:“在旧社会,我们北盛这个地方,管两种人称先生。一种是对知识分子,学校教师,大家都称教书先生,那是尊敬人家。我弟余美斗大的字,识不了几个,他也够大家称什么美先生?另一种是把绅士们称先生,比如周露吾,那时大家称他周先生!你们说,周露吾是什么样的人啊!”大家齐声回答:“土豪劣绅、地主恶霸!”
  伯伯猛然站起来,连串地问道:“我们打倒土豪劣绅,怎么又出现了一个美先生?这个美先生是不是一个新的土豪劣绅?这个美先生要不要打倒?”不等群众回答,伯伯把拳头往桌上一击,愤怒地大喝一声:“打倒美先生!”又以命令式口吻宣布:“以后谁再喊美先生,罚谷一斗,由王余美缴纳。”“美先生”一“案”,就这样“判决”了。
  从此,当地群众再也不敢喊美叔为“美先生”了,大家都称美叔为“美老子”,都怕把美叔罚穷了。
  “好!现在我说第二个问题,王余美养的一群鸭子,是不是踩坏了生产队的秧苗?吃了别的生产队的谷子?这要不要赔偿?”不等台下众人回答,伯伯又接着说:“损坏东西要赔偿,这是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”群众中有人小声嘀咕:“余美同志又不是解放军。”这话虽说得很轻,但还是被伯伯听到了。他提高嗓门说:“余美不是解放军,我承认。他是我的亲属,我是不是解放军?既然他破坏了群众的利益、群众的生产,那就一定要赔偿!”有的社员代表说:“赔就不好讲了,以后注意就是了。”
  伯伯知道群众在代余美弟求情,毫不客气地说:“那不行,他是我的亲弟弟,决不能迁就!请大家提出具体的赔偿办法来。”干部和群众代表都知道拗不过王震部长,纷纷议论说:“现在粮食困难,那就赔一点钱算了。”伯伯对身边的区委书记周名胜同志讲:“你说怎么处理啊!”周书记被突然“将”了一“军”,怔了片刻,生出一个主意来:“赔是为了教育,重在今后。依我看,把余美同志的鸭子收归集体放养,作价付钱,适当地扣除一部分作为赔偿。”区委书记的话声刚落,伯伯就高兴地说:“书记这个意见好!鼓掌!”伯伯带头鼓起掌来,会场上也发出爽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。
  台下的美叔,眼睛湿润,他悔恨自己近几年来,由于有病,对这些事情没有注意。
  今日虽被兄长捅破,但美叔心里完全理解哥哥的用意:对自己严,对亲属严,对群众亲,关心和爱护集体利益,兄长没有错啊!
  是不是伯伯不要“兄弟之谊,手足之情”呢?绝对不是。伯伯王震对家乡亲友的工作和进步十分关怀,情意深长。伯伯的几十封家书,每封都对弟妹谆谆告诫。每次弟妹上京,他总是耐心说服;每次回到家乡,伯伯总要了解自己弟妹及侄儿侄女的表现,殷切地关心着他们的进步。这场“兄弟风波”,正是伯伯王震对自己亲属“严教”的一例,是对亲友最大的关心、真正的爱护。


撤职与复职

1961年,伯伯回乡时,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风,说堂弟王松仁有些多吃多占。伯伯一听就火冒三丈,立刻传话把松仁叔叫到跟前,大发雷霆:“你这个老弟啊!群众饿肚子,你多吃多占,和土豪劣绅有什么两样?我现在就撤掉你队长的职!”松仁叔十分委屈,但面对这位既是部长又是中央委员的堂兄,还有什么好申辩的呢!他决心从此再不当官了,只当一个普通老百姓。
  1963年初冬的某一个晚上,伯伯王震和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一起参加家乡生产队的选举会议。
  当生产队社员一致选举松仁叔为队长时,松仁叔想溜之大吉,可是被身边的社员一把拉住,并推到兄长和胡耀邦同志的面前说:“我们一致选举松仁同志当队长。”
  松仁叔当着兄长和地委书记的面声明:“我被中央委员撤了职,现在你们选举我,我也不当队长了。”胡耀邦同志笑着说:“我这个地委书记给你复职啊!”伯伯倒乐开了,诙谐地说:“你这个老弟,在群众中的威信还蛮高,硬是打不倒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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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震和新疆农垦战士在一起。

松仁叔壮了一下胆,故意笑着说:“你中央委员撤我的职,我还当么子队长。”这时,伯伯更乐了,笑哈哈地说:“中央委员更要走群众路线,谁当队长,还是群众投票选举算数的。”会场上“轰”地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。
  会后,伯伯对松仁叔说:“队长上任,今夜不得睡觉,把大家讨论的规划写出来,明天一早交我检查。”第二天一早,伯伯认真细致地审查了生产规划,对育秧、养猪、植桑、养蚕等计划都作了修改。
  1968年12月21日,松仁叔在给伯伯汇报工作的信中,开头称呼“王部长”。
  伯伯收阅后,将“部长”二字反复圈了几个圈,在圈的上方加了三个字“称同志”。又将此信作了几十处的修改,还增加了几百字,寄回生产队。我所见到的伯伯写的30余封书信,封封信中称“同志”,坚决反对称官职。


书信传严令

解放以后,伯伯王震给家乡和亲属写了几十封书信十几万字,从伯伯这些书信中,可以透视到一种伟大精神:伯伯虽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,但他时刻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下,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,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,不谋私利、不徇私情,严格地要求家乡人。这些书信,或言简意赅,仅仅一张短笺;或娓娓长谈,多达十几页。这些书信,内容丰富,涉及面相当广泛,尤其是对家乡的生产十分关心,甚至对哪丘田适合作秧田,哪片河滩宜于植桑,推广什么种子,施什么肥料,用什么农药,都提出了安排指导意见。但是不允许家乡的党政组织和亲属用他的名义作宣传。
  1965年7月,正在新疆金沙澳门官网网址读高中的我收到来自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”的信。伯伯王震写道:
  “关于你要求工作或参军一事,你不要认为你是我的侄子,我是你的伯父。在我们这个队伍里,不能讲叔侄关系的。工作或参军,都要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解决。”
  “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,在三大革命运动中,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,认真学习刘少奇同志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,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、可靠的革命接班人。”
  “年轻人,要走自己奋发拼搏的路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,也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,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写好自己的人生历史吧!”
  读完这封信,我的眼睛模糊了,自己反复思来想去,伯伯能在百忙之中,给我写此长信,这本身就是一种厚爱。伯伯的心愿,侄儿完全能够领会。古人常有家书抵万金的感慨,捧读这封信,我感到,它的价值何止万金!
  过后不久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、政委张仲瀚来金沙澳门官网网址看望我祖母,谈及这封家书时,司令员、政委看后,一定要拿走,以此来教育农垦战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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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震在北大荒


  伯伯在1966年1月7日,从上海写给松仁叔的信中“你到君山农场换的两头牛,要补君山农场300元钱,不要又搞四不清”,短短几言,道出了伯伯对家乡的基本建设、对地方干部廉政和党风建设的殷切关心。
  1983年9月,伯伯王震给中共浏阳县委专门写了一封信:
  浏阳县委各位同志:
  请你们帮助教育我在家乡的弟妹和亲属,要他们积极参加本地生产劳动,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、两个文明建设,多作贡献吧!任何人不要到外面,从事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活动,更不准打着找我办事的旗号,到北京等地活动。
          王震
        一九八三年九月
  中共浏阳县委收到这封信后,县委领导同志传阅着,深为王震同志对家乡亲友的严格要求而感动、而崇仰万分。
  几十年来,伯伯王震严格要求,严肃批评、耐心教育亲属的那一幕幕,永远铭记在我们亲属和晚辈的心坎里。我们这个200余人的大家庭,至今没有一人违法乱纪,没有一人因犯错误而受到党纪国法查办的,始终保持着革命家庭的光荣。
  尽管伯伯王震严的对象不同,严的形式不一样,然而伯伯王震的严,却是严之有理——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无私和奉献精神;严之有情——革命同志的情谊、兄弟之间手足情谊,老者和长者厚爱的情谊;严之得法——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;无论是谁,都是一样的。这一切无不深深地打动着和启示着我们这些亲属的心灵,无不深深地影响着所有熟悉伯伯的人们。(1992年《湖南党史月刊》第3期)

编辑: 杨璐铭        责编: 周丽         编审: 王海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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